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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高福利制度亟须深层次改革(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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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包容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高成本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愈演愈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后,其结构性缺陷不断出现。

许多专家已经意识到,盲目实施高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劣势。一些专家认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与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之间找到平衡点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专家指出,只有符合实际发展的福利制度才能最终取得有利于人民的积极效果。

北欧

人口老龄化影响税基

记者在比利时的记者方英新

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等北欧国家建立了一种高福利模式,将公民的食品,衣服,住房,交通和疾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继续加剧,高福利的高税收受到很大影响。 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其制度缺陷。

北欧国家的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需要通过高税收来维持。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瑞典,丹麦和芬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GDP的40%,位居世界税收最高的前列。虽然挪威和冰岛的税率相对较低,但接近4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税率。

高税收导致国内生产性投资不足和生产增长停滞,导致失业率上升。失业人数的增加将减少税收规模,增加政府福利支出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芬兰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就业率急剧下降,并且尚未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水平。与此同时,芬兰的养老金支出目前占GDP的10%以上,而就业人口的收入支持不到7%。

由于生育率低,预期寿命延长,北欧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近20%,已进入“超龄社会”阶段。面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养老金存在巨大差距,这也对北欧国家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巨大破坏。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巴斯尔德认为,在提供高收益和鼓励更多人参与劳动之间找到平衡点是福利国家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阶段,北欧国家福利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人口老龄化和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北欧国家的劳动力供应短缺,这也是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北欧国家推迟了退休年龄。丹麦现已将退休年龄从2014年的60岁推迟至62岁,并计划从2019年至2022年将其推迟至67年,从而增加劳动力供应,扩大就业税范围,并减缓养老金支出的增长。弥补养老金缺口。瑞典采取灵活的方法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挂钩,以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给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瑞典接纳了163,000名难民,并成为人均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由于教育程度低,语言障碍,瑞典移民失业率超过15%,国内居民失业率仅低于5%。一些评论员认为,瑞典政府只提供补贴和福利,但它无法通过创造和提供就业机会来帮助和管理难民。瑞典人认为,他们支付的高税负主要用于支付与难民有关的费用。长期以来人民的不满不仅为极端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而且还面临着瑞典进一步减少福利等改革计划的巨大阻力。

德国

通过改革逐步减轻高福利负担

我们的记者在德国冯雪玉

德国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福利制度的发源地。然而,进入21世纪后,高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拖累德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在德国政府于2003年推出削减过度社会福利的“2010年议程”之前,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回到正轨。

德国东德和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决定将西德的社会福利制度扩展到东德地区,原因有多种,不论地区不平衡。当时,德国城市事务研究所的专家兰都指出,福利制度的建设应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适应。盲目实施高福利不仅会减少东西方之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还会严重拖累德国。

果然,在过去的20年里,为了支持前东德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德国政府不得不承担每年约500亿欧元的财政负担。随着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衰退,德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1/3。

2002年,德国的破产数量达到了37,000多个。由于失业人员在4年内仍然可以获得相当于原工资的63%,因此德国的失业人口一度达到500万,导致大量“懒惰”的人只能从事救济工作。

被德国媒体称为“最不露面的失业者”的汉堡阿诺德 - 迪贝尔公开发表了这样的回答:“我为什么要工作?”他失业后几十年来一直无所事事,他只依靠救济资金维持日常生活。生活费用被送到养老院“安段的旧年”,直到2015年。

“没有理由和懒人交谈。” 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进行了公开辩论,并就“2010年议程”发起了一揽子结构改革。改革中推出的四个《哈茨法案》显着降低了社会福利。以下是就业和失业者的福利补贴,失业者被迫尽快接受职业培训和再就业。与此同时,该法案还包括推迟退休年龄和减少政府法定养老金支付的比例。

“'2010议程'很难,但也是必要的。”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克鲁夫说,现在德国的失业人口约为250万,在改革之前缩减到一半。通过改革逐步减少高福利负担的德国成为第一个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恢复的欧洲国家,并成为促进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2018年,德国政府的财政盈余高达580亿欧元,创下自东德和西德统一以来的新纪录。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曾经说过施罗德和“2010年议程”让德国重新获得了高额福利。

为了实施“2010年议程”,他领导的施罗德和社会民主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福利减少以及选民和党的不满,施罗德在2005年被迫提前辞职,然后宣布退出政界。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也大大削弱了。

对于西方政党弊端造成的改革困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我们都知道应该进行改革,如何改革,但我们不知道改革后如何重新选举。” p>

西班牙

养老金可持续性挑战日益突出

本报记者江波在西班牙

马德里的年轻人维克多刚刚转职,非常高兴。在西班牙,“临时工”和“官员”在福利和员工保护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企业解雇长期合同雇员,则需要根据其工作年限支付大量失业补偿金,这大大增加了解雇员工和招聘新员工的成本。这导致许多公司在签订长期合同时非常谨慎。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许多公司甚至会在临时合同到期后解雇员工,并选择雇用新的临时雇员。还有许多公司将通过与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来雇用临时工。

劳动合同问题凸显了西班牙在高福利制度下扩大就业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西班牙社会保障体系多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根据西班牙外国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西班牙2018年的社会保障赤字达到189亿欧元。2011 - 2018年,社会保障赤字已超过1000亿欧元。西班牙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正面临严峻考验。

高福利制度高度依赖经济表现。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阿马特认为,西班牙的经济基础在欧洲国家相对较弱,其债务安全相对脆弱。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很容易造成减税和福利支出不足等问题。诸如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和债务比率上升等问题也将浮出水面,引发债务危机。

近年来,虽然西班牙经济逐渐摆脱危机,但已开始稳步复苏。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增加,养老金可持续性挑战日益突出。养老金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很高,支付社会保障基金的人数有限。高失业率的原因还在于高福利制度。高福利制度和高失业率是相互因果关系,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西班牙临时工的比例超过26%,这是欧盟的最高比例,几乎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在15至24岁的年轻工人中,临时工的比例超过70%。以劳动权利保护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已成为制约劳动力市场活力的原因之一,尤其是青年就业的积极性。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古斯塔沃表示,在国家层面,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保障促使政府和公司在福利支出和支出上投入更多资源,并在创新和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相对减少,从而减弱在经济衰退期间,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更为明显。

在经济危机期间,西班牙政府削减公共财政支出以减少政府债务。研发投入不断减少,其占GDP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它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西班牙创新投资与欧盟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导致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使西班牙难以提供足够的动力来改变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过度依赖房地产和个人消费等结构性问题。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评论指出,西班牙福利制度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改革。一方面,必须通过促进和促进就业来激发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开源社会保障基金。另一方面,要减轻政府和企业的福利负担,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水平,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福利制度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希腊

过度的福利导致深陷债务危机

本报记者韩炳珍叶琦

2018年8月,希腊宣布正式结束第三轮救助计划,从而告别依靠八年的援助重返正常国家的运营轨道。在分析希腊债务危机时,许多专家明确指出,盲目高额的社会福利投资是拖延并导致希腊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

希腊实施了一项与现实脱节的高福利政策,特别是在公务员福利方面。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希腊公务员每年领取14个月的工资,带薪休假一个月。 40岁以后,您可以开始领取养老金。已故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子女可以继续领取父母的抚恤金直至死亡或结婚。公务员不仅受到良好待遇,而且范围广泛。只要不是私营部门雇用,几乎所有人都被列入公务员队伍。 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希腊总人口约为1100万,公务员人数高达100万,约占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不仅导致许多公共部门效率低下,而且导致国家财政。

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副教授Matasagas表示,当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提高时,希腊政府只能依靠新债或增税来填补福利支出缺口。高福利限制了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发展,希腊陷入了巨额债务的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希腊债务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00%以上。造成大量债务的原因是需要维持日益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即使在获得救助之后,在国际债权人分配贷款之后,希腊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支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

维持过度福利并陷入债务危机,导致希腊经济在过去几年萎缩了约25%。为了满足国际债权人的救助要求,希腊必须实施多轮紧缩和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机构支出和养老金。仅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希腊公务员被40万人废除。希腊政府随后进行了多次裁员,大幅削减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但是,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很高。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一直是希腊必须面对的“难题”。

碎片太松散,监督不严格,也造成洪水等问题。在2011年爆发的“幽灵养老”事件中,希腊政府发现,有12万个家庭隐瞒老人去世的事实,并继续领取养老金,总额达10亿欧元。

在希腊救助计划结束之前,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成员莫斯科夫斯基再次提醒说,希腊经济所面临的现实仍然“严峻”:“虽然紧缩时期已经结束,救助计划的结束不是改革的道路。终点。“

希腊克里特岛大学社会学副教授Zabarloko强调,希腊还需要积极探索和推动养老金制度,医疗体系,金融和金融,劳动力市场,商业环境等领域的改革。为了真正摆脱债务危机。

绘图:蔡华伟(

《人民日报》(2019年7月12日,第17版)